歸納總理溫家寶先生於2009年12月27日接受新華社訪問全文，2010年受惠國策的重點行業及有關國策包括
1. 科技支撐
- 網際網路、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環保技術、生物醫藥的科技
- 開始考慮對產業的科技支撐，著手研究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 戰略性新興產業、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
2. 生物醫藥
- 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實行基本藥物制度、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
3. 新農合
- 實行對農民種糧的各種補貼
4. 擴大內部需求
- 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需要
- 要鼓勵居民購買自住房和改善性住房(要採取措施抑制投機)
5. 保險
- 在城鎮職工和居民中廣泛地實行醫療保險
- 養老保險
6. 通脹
- 抗通脹、物價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
原文
採訪開始時，溫家寶說，今天接受新華社的採訪，感到非常高興。我想主要談過去一年我們國家是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作為政府總理，應該把真實情況向人民講清楚，這是我的義務。同時應該給人民帶來信心和希望。
接受這次採訪，並不代替我答應的每年要同網民們進行一次線上交流。在「兩會」之前，我還要同網民們見一次面。
隨後，溫家寶回答了本社記者的提問。
新華社記者：非常感謝您利用週末時間接受新華社的獨家專訪。我想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一年來，國際金融危機是我們應對的一個主要課題，可以說應對得驚心動魄，一攬子計劃力挽狂瀾，您親身經歷，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大家想知道的是，您對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打多少分？您最滿意的是什麼？最遺憾的又是什麼？
溫家寶：過去這一年，可以說是驚心動魄的一年。如果回憶起來，去年冬天的時候，金融危機突然襲擊我國，企業遭受了很大的困難。我記得我看到碼頭上堆積著大量的礦石，這些礦石都是當初用高價買來的，可以用到今年的６月份。當時的波羅的海指數由上萬點猛降至幾百點。１１月份，我在深圳考察，然後又到東莞，發現許多企業非常困難。中國最大的一家集裝箱廠竟然一個集裝箱的訂單都沒有，大批工人回家了，許多農民工返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心情非常沉重。不知這場災難給中國經濟帶來多大的損失，也不知道它會持續多長時間。
在這種困難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果斷地採取了應對的政策和措施。應該說，通過全國人民一年的努力，我們穩住了經濟、穩定了就業，保持了社會的安寧，這是我心裏感到慰藉的地方。因為金融危機還沒有過去，許多工作還沒有結束，現在打分還為時過早。但我們前一階段的工作是有效的，全國人民應該引以為自豪。
應對這樣一場大的危機，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也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比如，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如果我們信貸保持得更平衡一些，結構更合理一些，規模更適當一些，就會更好。我們年中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並且努力加以糾正，下半年的情況有所好轉。因此，我們一定要善於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再接再厲，把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做得更好。所以說，今年打多少分還得靠實踐和歷史的檢驗，最終靠人民的評價。
新華社記者：今天是星期天，您沒有到外地去考察，好像有點破例了。來之前我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您到外地考察的次數有３６次，而且常常是利用週末和節假日的時間。我聽說在您身邊的工作人員每到週末或者節假日，總是要提前把行李打好，準備隨您到外地去出差，已經形成一個慣例了。我想在一趟趟考察中肯定有很多故事。請總理談談，這些考察對您的決策有什麼樣的幫助？
溫家寶：在國際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我確實加快了工作的步伐，經常下到基層，已經走了２０多個省（區、市）。我跟基層的同志講，我要跑遍各地，直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取得最後勝利。我下到基層主要辦三件事情：第一是傳遞信心，第二是瞭解情況，第三就是研究制定政策。
「風起於青萍之末」。２００８年「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我曾經講過，這一年可能是最困難的一年。難在什麼地方？難在國內國際不確定的因素多，因而決策困難。但我不是個預言家，我沒料到５月份會發生汶川特大地震，我也沒料到緊隨著而來的金融風波襲擊了中國。其實「五一」節我在寧波的時候，已經看到企業開始出現了一些困難。
忙完抗震救災工作以後，從６月底、７月初開始，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同志進行了密集的到基層考察調研。７月上旬的一天，我在無錫參觀一家紡織廠。在車間裏，機器轟鳴，什麼也聽不到。出來的時候，我跟廠長講，咱們到屋子裏去談一談。我們幾個人就坐在一間小屋裏，廠長第一句話就跟我說，「溫總理，你來訪貧問苦了，你要聽真實情況，還是要聽一般情況？」我說我當然要聽真話。他就給我講了企業碰到的各種困難。
這些調查使我清楚地感到：國際金融危機的風波首先波及到沿海發達地區，首先影響到外向型企業。年中我們在分析經濟形勢、確定下半年經濟工作的時候，已經改變了我們原來確定的方針。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我們開始降低準備金率，降低利息，提高出口退稅率。以致後來到１１月５日，正式出臺應對危機、擴大內需的十項舉措。
這些都是通過調研並精心論證研究的結果。現在看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出手還是快的，而且各項政策措施的力度也比較大，工作抓得紮實。後來通過不斷地完善這些政策措施，形成了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大部分都是從基層調研得來的。
現在，恐怕很少有人認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就是４萬億投資了。其實我們一攬子計劃是一個完整的計劃，是一個統籌兼顧的計劃，就是兼顧當前和長遠，運用市場和宏觀調控「兩隻手」，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方案。
這個方案大體分四個方面：一是大規模的財政投入，包括結構性的減稅；二是大範圍的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的制定；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撐；四是大幅度地提高社會保障水準。這四個方面是一個統一體，構成了我們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個完整的方案。這是我們中央領導集體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的結果，也反映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智慧和力量。
新華社記者：剛才您談到您下去考察的一些情況，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您講的一句話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時間賽跑，跑過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我們一系列政策出臺得非常快。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當時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一攬子政策計劃就出臺了。
溫家寶：我沒有進行過統計，但是你講的確實是事實。如果我們查一查那一段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幾乎是每一週都在出臺新的政策，這些政策都圍繞著擴大內需、應對危機。比如家電下鄉，後來發展到汽車、摩托車下鄉。以後又制定了１.６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購置稅減半的政策。然後又實行了家電、摩托車、汽車以舊換新的政策。我隻舉一個例子，我們加大了對農民的農機補貼，由２００８年的４０個億增加到１４０個億。這些政策都立竿見影，有力地擴大了內需，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新華社記者：人們注意到，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您出訪和參加國際會議的次數比以往多了。在與世界攜手抗擊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舞臺上，請問總理，中國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溫家寶：這場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從一開始我們就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自應對，必須加強合作，同舟共濟，共同應對。你可能還記得，我在亞歐會議上曾經用六個字來概括，這就是：信心、責任和合作。
所謂信心，早在去年９月份我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時就第一次提出「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隨後我們採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在年初我訪問歐洲四國的時候，除了傳遞信心以外，在最為困難的時候，我們決定向歐洲派出兩個採購團。
所謂責任，就是說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把麻煩留給別人。中國是這樣說的，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所謂合作，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年為應對金融危機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特別是同主要經濟體加強政策交流，形成一致應對危機的共同力量。我們擴大了同一些國家貨幣的互換，貫徹「清邁協議」，建立了東亞區域外匯儲備庫，並且開始實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試點。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採取的行動，有利於國際之間聯手來應對這場危機。
新華社記者：國際金融危機推動著世界經濟結構大調整。面對搶佔科技制高點這樣一個大的競賽，中國該怎麼行動？
溫家寶：到今年９月夏季達沃斯會議期間，全世界應對金融危機應該說已經看到成效了。我曾經講過，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世界開始看到一縷曙光，我們應該對未來充滿希望。在應對這場危機當中，因為開始比較緊張，我們把力量集中在應對上。到今年下半年，我們開始有時間冷靜地思考一下我們的過去，研究應對危機中出現的問題，冷靜地思考一下我們的未來。
我們作出了一個判斷，就是每一次國際金融危機都會帶來一場科技的革命，或者說大的變革，而決定應對經濟危機取得勝利的關鍵，還是在於人的智慧和科技的力量。
下半年，我們開始考慮對產業的科技支撐，著手研究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我記得有一次在無錫中科院傳感網研究中心參觀，在那裏遇到一批年輕有為的青年，他們許多是從海外歸來的學子。他們給我介紹什麼是物聯網，物聯網就是感測器加網際網路，也就是說通過感測器可以將網際網路運用到基礎設施和服務產業，它有著廣闊的前景。為此他們起了一個很生動的名字，叫做「感知中國」。我知道世界各國都在考慮佔領科技的制高點，也就是佔領新興產業的制高點，這些才真正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未來。
為此，我回到北京以後，連續召開三個座談會，有科技、經濟和企業方面的專家參加，來研究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家都感到，除了發揮諸如裝備製造業這種我們的傳統優勢以外，應該大力發展網際網路、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環保技術、生物醫藥這些關係到未來環境和人類生活的一些重要領域的科技。
通過這些調查和座談以後，我在北京召開了一次科技界大會，總結和歸納了科技界、產業界、經濟界提出的建議，比較系統地提出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現在這個規劃我們還在擬定當中，我們準備把它同「十二五」規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新華社記者：看到過您的那篇講話，題目就是《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
溫家寶：對。我一直講，中國的經濟問題，根本上還是結構性的問題。就是我常說的，我們經濟上還存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焦點還在於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包括第一二三產業的結構、地區結構、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更為重要的就是要運用科技的力量來轉變發展方式，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之所在。
我在基層看到工人在車床旁工作，我對他們講，每一個部件，它的精確性、它的工藝水準，都反映著或者說都深烙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只有那些勇於創新並且精益求精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中華民族的希望也就在這裡。
新華社記者：經濟發展最終是為了改善民生，我們的一攬子計劃民生是重點。臨近年終，請總理解釋一下一攬子計劃在民生方面我們採取的政策以及帶來的實惠，在新的一年裏，改善民生還有什麼新的計劃？
溫家寶：你說得非常對。我們經濟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也就是說為了改善民生。在整個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們始終把改善民生擺在重要位置。在財政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提高了退休職工的待遇和低保的水準。這裡我隻想說，今年我們做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可以清晰地劃分為五個環節。一是新農合。二是在城鎮職工和居民中廣泛地實行醫療保險。這兩項工作涉及到每一個人。我可以告訴你，現在參加新農合的已經超過８億人，城鎮職工和居民參加醫療保險的已經超過４億人，兩項加在一起已經超過１２億人。當然，我也應該客觀地說，我們現在的保障水準還比較低。三是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城市社區、農村鄉鎮以及村衛生醫療單位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四是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全國大約４００多種，其目的就是改變以藥養醫的狀況，解決群眾看病貴的問題，這項工作還在進行當中。五是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我們為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三年籌備了８５００億元資金予以支援。我們一定要克服種種困難，切實把這項涉及全國人民健康的大事辦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從今年開始，我們在農村進行農民的養老保險試點。今年的試點規模大約是１０％，但是實際上已經超過這個數字。這項工作是把公共的財政資源向農村傾斜。大家知道，這些年來，農民為我們國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甚至作出了許多犧牲。你看現在工人的組成，大部分是農村來的。我們連續６年糧食取得豐收，是農民的貢獻。我們完全取消了農民的各項稅收負擔，結束了幾千年農民種田繳稅的歷史，減輕農民負擔大約１２００億元。與此同時，我們實行對農民種糧的各種補貼，幾項最主要的補貼，合計每年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是１２００億。也就是說農民從過去要繳納稅費１２００億，到現在國家要給他們補貼１２００億。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計算，而是質的變化。
我把話再說回來。我們今年開始試行農民的養老保險，也就是說通過兩條渠道，一條就是國家財政。另外一條就是農民繳費。從今年開始，從試點單位開始，年滿６０歲的農民，每月可以拿到５５塊錢。這個錢並不多，但它跨越了一個時代。
我僅舉這兩個例子來說明我們把民生放在重要的位置。
新華社記者：今天上午１０點您接受新華社獨家專訪的消息就在新華網和中國政府網公佈了。網民反響非常熱烈，他們也向您提出了不少問題，我帶來了比較集中的兩個問題，其中一個是農民工朋友提出來的。最近他們非常關注放寬戶籍限制和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跨省就業能不能一起轉移的政策。他們想知道在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安排？
溫家寶：提起農民工，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情。６年前，我曾經為一位叫熊德明的農民工討過工錢。前些天她給我來了一封信，說她養了２００多頭豬，她希望人們都能吃上放心肉。我幫助她討薪這件事，實際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更注重研究的是制度問題。現在我們已經開始研究涉及農民工的深層次問題了。
最近中央做出了兩個決定。一個是穩妥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這是我們國家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需要。這項改革的具體辦法還正在研究，但我可以把思路告訴大家。首先，我們要解決那些常年在城裏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沒有戶籍的人們，讓他們融入城市，和城裏人一樣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樣的權利和待遇。第二，我們還要考慮大城市的承載能力。當前首要的是要引導農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鎮安家落戶。
這項工作意義重大，從經濟上講，可以增強我們經濟發展的動力，擴大內部需求；從政治上講，可以使農民工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當然，由於農民工具有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的特點，我們還要堅持和完善農村的基本經濟和社會制度。
另一個是出臺了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跨省轉移接續辦法，這是一項重大的制度建設。一是農民工在流動就業時，其個人賬戶的儲存額能夠全部轉移到新參保地。二是單位為其繳費部分的一定比例也可以隨之轉移。三是個人繳納養老保險費滿１５年的，與城市職工享受同等待遇。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農民工退保，使農民工融入城市，和城市職工享有同樣的待遇。
新華社記者：另一個問題是，一位網民說房價漲得太快了，一平方米一個月竟然漲了１０００塊錢，他們想請總理談一談房價的問題。
溫家寶：我知道網民關注這個問題。因為我每天上網看到大量網民的意見，甚至很尖銳的批評。因為房子對於每個人來講都關乎他們的切身利益。
今年房地產有了比較快的恢復，但同時房價在一些地區和城市上漲過快，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如何使房地產建設能走入一個健康的軌道，首先需要弄清楚政府要做什麼，市場要做什麼，如何既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又發揮政府調控的作用。在這裡我隻講一講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加快棚戶區的改造。對這兩項工作，在資金、土地以及稅收上，都要給予優惠和保障。
第二，要鼓勵居民購買自住房和改善性住房。但與此同時，要採取措施抑制投機。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的住房必須堅持安全、經濟、適用和省地的原則，特別要重視中小套型和中低價位房屋的建設。
第三，要運用好稅收、差別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經濟槓桿加以調控，穩定房地產的價格。
第四，要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打擊捂盤惜售、佔地不建、哄抬房價等違法違規的行為。
我覺得隻要政府有決心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統籌考慮各方面的情況，制定長遠的規劃和政策，使我國的房地產有一個穩定發展的局面，這是可以做到的。
新華社記者：提一個關於物價的問題。您說過明年工作中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通脹預期是什麼含義？大家對物價問題都比較關心，想聽聽總理您的意見。
溫家寶：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依然是我們當前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們經濟工作的重點；而管理好通脹預期是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也是保護人民的利益。
我們提出這三者的結合，就是說我們已經開始關注到一些通脹預期。第一，就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可以傳導到國內，比如像石油、棉花；第二，就是今年貨幣的供應可能影響到通脹的預期；第三，就是明年物價有一個「翹尾」的因素；第四，我們現在還沒有出現通貨膨脹，ＣＰＩ剛剛由負轉正，ＰＰＩ也還是負的。但是我們要預見到通脹有可能出現。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國家，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過大的問題。物價如果不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對一部分人來講可能不成為問題，但是對相當數量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貧困家庭，就會成為很大的負擔。
我們必須給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穩定的環境，使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和物價上漲都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這樣經濟才能夠順利地發展。對於這一點，我們把它提出來，就說明中央重視這個問題，並且把它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一條重要方針。
新華社記者：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產能過剩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老問題。有人說，現在的產能過剩和４萬億元投資有關係。到底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去解決這個老問題？
溫家寶：產能過剩是一個帶有全球性的問題。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於需求減少、市場萎縮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在我國除了這個一般的規律外，還有一個結構性問題。我們必須重視這個問題，並且認真加以解決。
我想，解決產能過剩最重要的就是要採取經濟的手段、環境保護的手段、法律的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淘汰落後的產能，限制過剩產能的發展。特別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發展。另外一個方面是人們不太重視的，那就是通過技術改造使過剩的產能在一些新的領域發揮新的作用，這就需要加大技術改造投入。總之，淘汰落後產能必須站在戰略的高度，從全球經濟的視野來加以把握。
有人說產能過剩同４萬億元投資有關，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議論。我是這樣看的，４萬億元投資中，中央新增投資是1.18萬億元，在今年隻完成了一半，大約５９００億元。而在這５９００億元當中，我們大部分都投向了安居工程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工程建設，也就是路、水、電、氣，還有環境保護和技術改造。另有一部分是安排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京滬高速鐵路，以及重要高速公路的聯網，這些將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起作用。我可以保證，中央投入的這些資金沒有投向一個工業項目。
新華社記者：再提一個關於鼓勵民間投資的問題。總理肯定聽到過「兩道門」的說法，意思是現在民間投資進入一些領域，遇到「兩道門」，一個是「玻璃門」，看著可以進去，真的想進去的時候，頭上會撞個大包；還有一個就是「彈簧門」，剛剛把腳擠進去之後稍稍不小心就被彈出來了。我想請問總理，怎麼樣拆除這「兩道門」，鼓勵民間投資呢？
溫家寶：民間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經濟復甦的情況。首先，在投資政策上我們一定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同時又要堅持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靈活而且大多在服務領域，可以解決就業問題。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市場樹立起信心，使投資者樹立起信心，來擴大民間投資的領域。
第二，就是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也就是你剛才講的「玻璃門」和「彈簧門」的問題。我以為最為重要的就是擴大準入。簡單說來，凡是政策沒有規定不可以進入的，都應該讓民間資本進入。一個國家民間資本蓬勃發展是整個經濟發展的一個象徵，是有活力的表現，也是自信的表現。
第三，我們要在稅收、貸款以及其他方面給予政策上的支援。
我相信，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的民間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會蓬勃發展起來。其實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民間資本所投資的領域已經非常廣了，很多是創業型的，包括我們的大學生、農民工以及從國外回來的海外學子。他們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來創造、開闢新的創業領域。我對這點是抱有信心的。
新華社記者：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對外經濟關係中出現一些熱點問題，比如說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非常厲害，其中有針對中國的。一些國家又要求人民幣升值。面對這種困難局面我們應該怎麼辦？
溫家寶：我曾經在中歐領導人南京會晤的記者招待會上講過，現在不僅存在著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出現了借環保的名義搞貿易保護。他們以各種方式來製造貿易壁壘，這對於中國外向型產業，特別是出口，壓力很大。
當然，我們自己要調整出口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品質和檔次，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保持我們在國際出口市場上的份額。
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和各國一起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新的進展。我以為，世界經濟如果像一潭死水一樣，那是不可能發展的。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都不願意做。現在需要的是行動。
確實像你說的，現在我們涉及到貿易糾紛的案件是近年來最多的。最近我看到一個材料，聖誕節剛過，浙江一個省聖誕產品出口比常年降低２８％。這裡有外部需求的減少，但是也有各種形式貿易壁壘來阻撓貿易的正常進行。
關於人民幣升值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問題，大家還記得在１９９８年那場金融危機當中，我們保持了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對國際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今天我仍然以為，在世界主要貨幣接連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保持幣值的基本穩定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那種以各種壓力來迫使我們升值，我們絕對不會答應。我曾經這樣對外國朋友講，你們一方面要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又採取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其實質就是要抑制中國的發展。這可能是我們明年對外經濟工作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新華社記者：與對外關係比較密切的，還有您剛剛出席的哥本哈根應對氣候變化大會。這次會議可以說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據我所知，在近６０個小時裏您隻休息了幾個小時。現在會議結束了，一些國家對於哥本哈根會議的成果有著不同的解讀。請問總理，我們應怎樣看待？另外中國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溫家寶：會議結束，餘波未了。有關這次會議的情況，報道已經很多了，我不想過多地重複這些內容。我一直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我們一直本著對中國人民負責和對世界人民負責的精神，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如果你回憶一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要減排，同時規定發達國家要對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援和技術援助。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也是第一個制定出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在沒有任何國際援助的情況下，我們自主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的目標，這體現了中國高度負責任的態度。
我隻講一個問題，有的人說不要糾纏歷史。我說這不是糾纏歷史，而是歷史客觀存在，必須正視。因為不正視歷史，也就不會懂得今天國際社會存在的貧富差別，更不會懂得發展中國家謀發展是他們最重要的訴求。《公約》和《議定書》最基本的就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也是從歷史和國情的判斷而作出的。
前兩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深有體會。作者說在哥本哈根會議開會期間，他想起南方的老母親還在點著煤火爐來取暖。像這樣的情況可能英國的孩子們感受不到。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些事實，就是世界上還有１６億人沒有用上電，還有２３億人是用煤甚至柴火來取暖和做飯。中國這些年是發展了，但人均用電量僅是發達國家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千人汽車的擁有量也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人口多、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困面大依然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們絕不會再走發達國家工業化的老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但是，我們必須為中國的發展爭得應有的權利。
中國這次參加哥本哈根會議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可以說我們盡心、盡力了，而且盡到了責任。我們一直希望能夠達成一個有約束力的協議，但是直到我１７日參加會議的時候，還沒有一片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通過大量的斡旋，積極地推進，使哥本哈根會議終歸向前邁進了一步。
我覺得世界各國都應該肯定會議的成果，並且向前看，攜起手來，一起努力，凝聚共識，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政府一定會繼續堅持這個方針。
新華社記者：提一個關於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段時期以來，出現了刺激經濟的政策是否應該退出的討論。我們明年還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溫家寶：這是一個很重大而且很嚴肅的問題。我一直認為，世界經濟是互相聯繫的，但是各國採取的應對危機的政策是不一樣的，政策退出的時機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我們提出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且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保持宏觀調控的正確方向、一定的力度和合理的節奏。就是說，我們在對待經濟復甦和經濟持久發展這個問題上持十分審慎的態度。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經濟企穩向好並不等於經濟根本好轉」。其實，經濟根本好轉也還不等於我們的經濟能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我們現在還面臨許多問題，主要是：
第一，國際環境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一些國家的經濟雖然開始恢復，但還可能出現反覆。外部需求持續減弱這個趨勢還是難以轉變的。
第二，雖然我們的經濟開始好轉，但是經濟的發展、企業的運行，許多還是靠政策的支援，缺乏內在的動力和活力。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地把促進經濟的政策退出的話，就可能前功盡棄，甚至使形勢發生逆轉。
當然，我們也必鬚根據形勢發展的變化，來調整我們的政策和方針。就拿投資來講，我們今年的投資已經注意向民生傾斜、向環保和技術創新傾斜。所以，明年的投資力度不減，但其內涵要發生變化，就是要更加重視發展社會事業，更加重視技術創新，更加重視節能減排。總之，中央是全面分析國內外的形勢才確定明年的大政方針的。但是，我們在執行過程中，還會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地研究新情況和新問題，提高政策的針對性。
新華社記者：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請問總理，這個時期會持續多長時間？經過這個時期之後，中國經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
溫家寶：其實要把企穩回升和根本好轉，以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劃一條什麼界線是很難的。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要做好當前的事，同時又要籌劃未來的事。所謂「做好當前的事」，就是把應對金融危機的各項工作繼續搞好；「籌劃未來的事」，就是為中國經濟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我們正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規劃，我們要結合製定「十二五」規劃，總結前一階段應對金融危機我們的各項工作，並且為未來的發展明確方向、制定政策。
新華社記者：我們知道，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總理有不少名言。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您說「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中國經濟出現積極變化的時候，您說「希望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給各國、各企業和世界人民照亮方向」。現在，中國經濟回升向好的趨勢得到了鞏固，新年又快到了，總理您有什麼話要對全國人民講？
溫家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在我們面前的仍是一條不平坦的道路，我們這個民族經歷過很多災難，但是獨立不懼、百折不撓是我們的優良傳統。
新的一年快到了，我希望全國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要堅持。勝非為難，持之為難，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希望在新的一年裏，我們還要繼續保持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更加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努力奮鬥。中國的明天大有希望。
新華社記者：再次感謝總理接受新華社的獨家專訪。
溫家寶：謝謝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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